外滩，上海华晨集团大厦24楼会议室，董事长仰融隔桌与我们对坐。也许是背光的缘故，他的表情有些朦胧，让人隐隐觉得一种天马行空的随意与执著。

　　他身后的落地长窗颇像一面电视墙，光亮而清晰。历史与未来在这里对接――浦东陆家嘴、国际会议中心、金贸大厦成为镶在窗上的风景；俯身下望，外滩两座最高的古老建筑物――建于上世纪初的和平饭店与中国银行蓝绿色屋顶尽在脚下；黄浦江逶蜒而过，百舸争流，不舍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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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华晨的路数太另类，从华晨浮出水面的那一刻起，惊讶与疑惑复杂地交织在许多人的心头。这个不知何时长成的庞然大物，有普通人看来扑朔迷离的金融故事，有九曲十八难的产业艰辛，更有隔三岔五让人应接不暇的A重磅消息：仅仅一年间，中华车下线；收购中西药业；涉足广东发展银行；入主民生担保公司；与宝马合作······

　　“知变则胜，守常必败。”华晨董事长仰融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他的座右铭。他说，熟读《孙子兵法》参悟出的这番道理，十年股海商场征战中，屡试不爽。十年来，这八个字演变成企业的成功、企业的文化、企业的效益。

　　尽管华晨从来不张扬，但是有心人对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略作统计，光是华晨旗下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市值就有200亿元。

　　2001年11月，宝马董事长米尔贝格博士在北京宣布，宝马集团已经选定华晨作为伙伴，合资生产宝马轿车的项目建议书已呈交国家计委审批，国务院高层领导对宝马的选择表示了尊重。此举使国人颇感意外，若不是入世在即，以华晨非主流汽车厂商的身份能在与一批“国家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几乎不可想象。

　　仰融并没有流露出获得宝马项目的丝毫得意，他说，我们已经和四家国际大集团合作，宝马是第五家……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宝马的一位副总裁在中国考察越野车项目时来到华晨旗下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正在安装中的中华轿车先进的生产线让他大感兴趣，他提出了在中华达到10万辆设计产量前，共线生产宝马的设想。

　　从抓住一个信息，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考察、谈判，在众多重量级的竞争对手的争夺中显示实力，表现优势，最后使宝马选择合作伙伴非华晨莫属。总策划当是仰融。

　　打动宝马的地方，用米尔贝格博士的话说，就是和华晨相通的经营理念和对市场的灵活反应。对此，仰融不无调侃地说，我们与宝马的共同理念，说透了，就是“花自己的钱心疼。”宝马是个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花得小心谨慎；华晨拿的是股东的钱，更是不敢大手大脚。宝马和其它企业合资，上百亿元投资，两三年基建恐怕是躲不掉的。如果华晨和宝马的合资审批顺利，我们将开辟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一个经典先例――先生产汽车，后建厂――和中华轿车共线生产宝马，累计达到3万辆时，再用赚来的钱另外择地再建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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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融是精明的，他把握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变化，深知竞争早晚有一天会到来；仰融也会“冒傻气”，有一种偏向虎山行的冒险精神。

　　尽管华晨和宝马在技术细节层面的谈判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仰融的思绪已经跳到另一个也许大上十倍的项目上。山雨欲来风满楼。应对“入世”，仰融作了一个常规思维下几乎不能尝试的冒险――担当起根治中国汽车产业“心脏病”的重任――建立一个一期工程年产50万台，二期100万台的发动机工厂。在这个工厂将生产世界领先水平的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技术，我们采访的2002年，德国大众的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也还没有投产——作者新注）内行会说这是“痴人说梦”：引进谁家的技术？几十亿元的资金哪里来？那么多发动机你卖给谁？

　　仰融笑笑说，还不到解密的时候。不过可以透露，几天前与技术和设备的供应商已经签约，厂址已经选定，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产品系列将满足从国内新一代家轿到豪华轿车的需求。德国大众把长春生产的发动机卖给上海的合资伙伴，价格比国际采购贵一倍的事在我们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就是仰融，当汽车行业的老大们还在说“仰融不懂汽车”时，仰融却在设想多少年来倾全行业之力也未必能作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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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融的汽车情结始于何处？

　　1990年，仰融邂逅沈阳金杯的董事长赵希友，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先锋。那时中国的汽车厂长没有几个知道什么是股票，他却大搞股份制，还把股票卖到中南海。那时华晨在证券市场赚了一些钱，以每股1元的价格，买下沈阳金杯卖了几年还没有卖掉的4600万股。仰融的盘算就是要把沈阳金杯上市。那时候是记帐式股票，装在几十个箱纸箱里，飞机运回上海，放在市委东湖宾馆七号楼地库。还专门有武警在那儿看守。

　　股票4600万，上市如果按十倍算的话，就是4.6亿，上不了市，就是一堆废纸。

　　当时沈阳金杯有一个好项目――引进许可证生产丰田第4代海狮面包车，就是缺乏启动资金。仰融看好这个全新产品的成长性，又借款投资1200万美元与沈阳金杯成立了金杯客车公司。

　　倒是沈阳金杯在沪上市，为华晨的4600万股变了现，成为“第一桶金”。

　　华晨从进入汽车行业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另类”，从传统的观念看，常常做出一些离经叛道之举。

　　90年代中期，中国汽车龙头老大一汽生产的“小解放”风头正劲，一年赢利2.6亿元。1996年，羽翼未丰的华晨开发出金杯海狮的新车型，准备和“小解放”在市场上一决高下。先礼后兵，仰融对一汽耿老板提出，能否尝试一种买断许可证方式？我每年生产6000台海狮新型车，每辆测算下来要赔1万元。如果给我5000万元，我就把这个型号卖给你，你还有2.1亿元利润可赚。一汽断然拒绝了仰融的建议，双方在市场上兵戎相见。结果“小解放”当年从赢利到亏损，两年后，从市场上消失。而金杯海狮产量逐年攀升到6.5万辆，占了轻型面包车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如此看来，仰融不为传统汽车企业所待见，也在情理之中了。

　　入世后，“国家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何不接受华晨作为“陪练”的事实，全球化竞争，哪里还有“铁杆庄稼”？生死比起面子，孰轻孰重？进一步说，今天陪练未必不会成为明天国家队的主力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任何华晨的消息，即便难以置信，即便无从考证，却不可忽略。这家公司成长的历史，写满了变化。有时变化之快，不仅外人眼花缭乱，就连公司内部管理层，也会感到跟进不暇。

　　仰融的思路是跳跃的，与他交谈，很少两次重复同一话题。金融：斥巨资成为广东发展银行的大股东；同时，成立民生信用担保公司。生物医药：推进基因工程等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正与美国某大学合作，利用该校的广谱抗原抗体库，开发基因芯片。航天科技：与航天科技部门开发新型飞行器。

　　“仰总是个战略家，他脑子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新想法不断往外涌。每一次改变，都是对上一次模式的完善与扬弃。最近这一年，关于华晨下一步的发展思路，已经几经反复，直到最近才落定。华晨要主做汽车，其他行业要瘦身。”与气势轩然的仰融不同，35岁的华晨总经理苏强有一种机敏与沉着结合得恰好处的儒雅。

　　“这不仅基于是我们对汽车行业的判断，更主要是因为华晨的团队、手段、视野、经验都源于汽车，汽车是华晨最成功最得心应手的领域。”苏强说，“静心想来，近年来华晨许多思绪的涌出，在外人看，都有一点大跃进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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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晨介入汽车十年，有九年保持绝对低调。当1999年，华晨旗下的金杯面包车产量占到同类车市场的60%，利润在国内汽车厂家中仅次于上海大众居第二位时，众多汽车专业媒体仍然只知金杯，而不知华晨的存在。

　　让华晨浮出水面的是目前正在审批中的中华轿车。

　　1999年初冬，接到电话，邀请我们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看一辆样车。听说清华汽车工程研究院是一个叫做华晨的企业投入一亿元与清华大学合办的，董事长坚持不用华晨冠名。他说，大学是个神圣的殿堂，而企业的命运却充满起伏，要作实事，不图虚名。

　　今天还记得看到这辆“中华”轿车时的感受：目瞪口呆。

　　雍荣、圆润，比起当代世界成功的车型，这辆样车的造型也不逊色。如果常常关注国际车坛的新时尚，会发现它的造型曲线、组合前灯、窄而上挑的侧窗有一种明显的超前。当中国生产的最先进轿车是国外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在用车型的背景下，这款轿车格外富有冲击力。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华晨的董事长仰融。他很低调，但是在人群中你会一眼注意到他。尽管人们往往把读过经济学博士的他划在金融家一类，但是他有着杰出汽车人的根本品质――一种为圆中国老百姓的轿车梦的执著――“帕萨特和雅格的水平，桑塔纳2000的价格。”最让仰融自豪的是中华轿车与老百姓的贴近。“进口车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让老百姓也买得起。”

　　自主开发，是中国高层针对汽车工业反复引进国外现有车型的被动状况提出的，而在“中华”之前，中国轿车企业却无一成功先例。

　　不信造轿车就得照搬国外现成车型，为圆一个由中国人自主开发的轿车梦，1997年6月，在金杯海狮生产大获成功的华晨开始启动“中华轿车”开发工程。仰融概括华晨自主开发轿车的理念为“中华在我心中，世界为我所用”。

　　华晨在都灵与意大利设计公司签订设计合同。由其创建人――设计大师乔治亚诺主持中华轿车的设计，设计费6200万美元。乔治亚诺曾经为宝马、凌志、菲亚特、现代等公司设计过众多成功车型，为华晨开发的车型包括轿车和同一底盘的多功能厢式车。

　　1997年，仰融到意大利巡游三个月，他与乔治亚诺谈文化：常常是手持一杯红酒，一聊就是一天：中国人在乎有头有尾，善始善终，中国人坐汽车看重“坐轿”的感觉，大大方方，造型写意，车身长度为吉祥数字4888······乔治亚诺对仰融的意图心领神会，他精心打造的中华车几乎让每一个目睹者眼前一亮。

　　雷诺公司副总裁杜迈在沈阳亲自驾驶中华车之后感叹不已，他由衷地对仰融说，世界的革命从巴黎开始，中国轿车的革命因你而起。

　　仰融的确为中华轿车而自信。他说，中华在中国属中高档轿车，造型好，零部件全球采购，发动机先进，定价两万美元，价格与国际水平接轨，2002年中华车推向市场，抢下5到10万辆的市场份额不在话下。

　　自主知识产权现在被越说越悬，其实捅破窗户纸，道理很简单：不在乎是谁设计的，而在乎归谁所有。华晨是开发的唯一出资人，因而拥有“中华轿车”的全部知识产权。

　　仅仅一年后：2000年12月16日，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当看到两辆中华轿车穿过地球和国旗组成的背景驶上转台，尤其是仪式后在一个飞机场试开了其中的一辆车。我们对这辆没有“血统”的轿车充满了好感。

　　走进金客高大的新厂房，看到清一色世界汽车业一流设备：库卡公司的焊接线、杜尔公司的涂装线、德申克公司的总装线。内行人发现美国通用、德国大众在上海的新厂也是采用同样设备，打听价格，华晨的钱花得更精。眼下，中华轿车以每天十辆的节奏在生产线上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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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末，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准轿车”们：英格尔、吉利、悦达终于上了国家汽车产品公告，而更为受人关注的中华轿车的立项和公告还在报送有关部门审批。

　　中国汽车产业名为散乱，其实是高度行业垄断。可以想见，突然冒出个另类企业要做汽车，还号称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疑虑和不屑都是有理由的。一年多来，华晨的总经理苏强全力以赴用于和各主管部门沟通。对于华晨“先斩后奏”的批评――先开发中华轿车，然后报批立项，他诚恳地认错。但是他向我们解释，其它项目大都是拿国外一个既有车型报批，而华晨上轿车，起源于理念。把一个理念报给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先例。

　　仰融是我行我素，不在乎，不解释的那种人，但是他似乎很在意别人说他不懂汽车。他说，我做汽车也有十几年了，即便是从头学起，硕士、博士也该毕业了吧？

　　外国人对仰融的认识似乎早了半步。1995年，华晨接管沈阳金客以后，仰融曾去拜见日本丰田汽车的掌门人丰田章一郎。他对有些傲慢的丰田章一郎说，丰田是织布机起家，宝马是三轮车起家，而我起手是丰田海狮第四代。我是汽车行业起步最高的公司。当时的丰田章一郎意识到，此人不可小视。

　　今天，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世界五大汽车产业资本都已开始与华晨的合作。雷诺、通用、丰田、三菱都已经是华晨的合资或合作伙伴；宝马与华晨生产宝马车的合资项目建议书已呈报国家计委，至此，华晨在中国的汽车业留下了一串巨大的惊叹号。此时此刻，再质疑华晨会不会造汽车，显然有点像把脑袋插在沙堆里的鸵鸟了。

　　从今年起，仰融和管理层开始了华晨历史上又一次意味深长的谋篇布局。不久前，国家主管汽车产业的一位领导曾经在行地发问：中华车的下一代产品何时开发？仰融坦然答曰：中华车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有了，中华的下一代敢于跟国际上同等级的名车竞争。

　　和国际大的汽车产业资本合资，一度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自救”的唯一出路。“另类”华晨偏偏独辟蹊径，仰融说，华晨是一手抓自主，一手抓合作。我不搞自主开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会得到人家的尊敬。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不搞中华轿车，雷诺不会说中国汽车的革命从这里开始，宝马也不会坚决选择华晨作合资伙伴。

　　仰融说，由于自主，我们可以把合作伙伴的长处学过来，结合中国的国情作改进，产品还不打架。宝马的豪华车，中华的中高档，雷诺的家轿，丰田的面包车、通用的越野车、三菱的发动机，我们还有河北的中兴皮卡、贵州航天的轻型货车。

　　与弥漫在汽车业的惶恐不同，仰融似乎一直在期盼WTO，他肯定地说，入世后中国汽车业不会太坏。“到2006年，敢在中国滩头上跟外国汽车巨头叫板的，有我华晨。”

　　仰融通常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有人奇怪他的精力从何而来，他说，“从彼岸来”，他说自己内心有一种神的力量。神召下的敬业，来不得半点懈怠。

　　仰融对生命的尊严心怀敬畏。他说：“科学家搞发明，99次失败不算什么，1次成功，就能一举成名；企业家则不同，99次成功，1次失败，就会遗臭万年。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小心翼翼走路，今后，我还会如履薄冰。”（未完待续）

　　接下篇：大象无形—走进仰融的华晨世界 ·下

 

　　作者/李安定（新华社高级记者、肖瑞（经济观察报副社长） 原载《经济参考报》2002年2月